黄向伟，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中关村最早的创业者之一，他与黄光裕、王江民、王俊涛、史玉柱、雷军、吴士宏……等几代创业者先后交集，创办了至今仍被很多人所熟知的「四中网校」。创业近20年，从没拿过投资，躲过了泡沫，也错过了风口。
有人说他是互联网人里最懂教育的，教育行业里又最擅长互联网的人。在他开创K12线上教育的十几年里，新东方在纳斯达克敲了钟，学大教育和好未来也从雏鸟长成了猛禽。反思之后，他依托着多年积累的教育资源和互联网老炮的江湖经验，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时代重新踏上了征程。
本文是接招根据黄向伟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1989年，我大学毕业，专业就是计算机。和后来的供不应求不同，那会儿这个专业学成之后压根没有市场。当时我们还属于双向选择，算半包分配的，工资大约是每月76块钱。
天生的不安分让我选择了气氛最活跃的中关村，起初在一家电脑公司打工。那一年，牛街路边开了一个卖家电小门店，我代表公司去谈业务。门店的招牌是国美，接待我的是黄光裕。
干了一年，我就自己创业了。
那时的中关村说难听点就是「骗子一条街」，都是从深圳进货到北京倒来倒去，谁有上游，谁有渠道，谁就是爷。那个年头很多「企业家」的第一桶金都是这么来的。
当时我和王莘(瑞星董事长)俩人就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中关村中倒腾东西，那会儿他刚离开中科院计算所没多久。也没想到我们以后会在计算机安全领域对上眼儿，当然，这是后话。
我应该是中国最早第一批卖笔记本电脑的，创立华星之后，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挣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有意思的是，当时为了提高知名度，我花了1000块拍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宣传片，上了当时央视的《经济半小时》。
虽然也算小有积蓄，但纯粹做贸易的模式是不够丰满，毕竟我也是技术出身。我们最早研发的产品叫硬盘扩容卡，那年头一块20M的电脑硬盘价格高达2000块，而40M的电脑硬盘就是4000了。
我们在硬卡主板上用了一个Double Space技术，把一个20M的硬盘压缩，然后虚拟出一块空间来，相当于扩容到40M的硬盘。这块卡我们卖300，解决了人们多花2000块钱才能解决的问题。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这个卡除了能压缩硬盘，还可以做一些病毒防御，开始进入安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1995年，我与王江民偶然结识。江民当时在烟台，虽然身有残疾，但是靠着自学成才，从一个工人转变成了计算机安全软件领域的专家。
俩人一拍即合，江民负责研发，我做市场销售。
那时候软件是怎么卖的呢?就是用拷盘机，一张盘插进去，咔一声，几张盘出来。但就这种速度，也远远供不上货。
北京的房价是1000多元，我们一张五寸软盘，成本2块，售价280。到KV300之后，王江民一度成为中关村现金最多的人。
那时候中国互联网还在萌芽阶段，企业宣传还都依靠纸质媒体。当时已经是巨头的方正在《计算机世界》和《中国计算机报》这样的媒体做广告可以连着6个整版，然后翻到另一面，有5个版是我的广告。
其实在我之前，中国大陆民间做杀毒的这个市场是没有的。不是技术不行，而是那年头国家是不允许民间售卖卖安全产品，所有的安全产品售卖都掌握在体制内。为了打开这个市场，我需要拿到各地公安部门的许可。1996年我走了大半个中国，拿到二十几个批文。
1997年我做了中国第一个安全网站，当时网民一共才30万，我那个网站有60万的点击率。正是基于此，后来金山发布第一代金山毒霸前夕，雷军还请我和当时《电脑报》的执行总编黎和生吃了饭，交流很久。
97年香港回归，国家宏观调控，中关村迎来了第一个寒冬，大家都在想办法活下去。
最冷的时候，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抱团取暖。1997年华星和当时笔记本分销最大的公司翰林汇合并，我们引进了TCL的投资来渡过严寒。
那个时候虽然大家自己过的都不太容易，但心肠还是热的。1998年，福州师范大学一个大学生被诊断患有脊髓瘤，面临瘫痪的危险。
我和老榕(8848网站创始人王峻涛)得知后邀请北京的医学专家在网上进行了一起远程义诊，确认有治愈的可能后，我俩又把这名大学生接来北京做手术。这应该算是最早的「互联网救助」了。
当时我在软件领域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的人脉，阴差阳错之下巨人集团史玉柱的总工找到了我。
那时候巨人集团正在被巨人大厦给压垮。而在1996年的时候，史玉柱投资了几千万，与华东师大一起合作开发了一套当时中国最大型的多媒体教育软件，因为巨人大厦的原因结果那一套软件还差一点尾金，所以没有开发完，也没有上市。
1997年底，他们希望跟我们合作，于是我把这个软件给收购了。我在珠海跟他们总工谈判的时候，史玉柱就在楼上策划脑白金。
谈合作之余，我顺便看了下巨人大厦，都没出土，光地基就砸了好多亿。
我把这套软件买过来后，继续完成该教育软件开发，正式进入教育软件市场。据第三方统计，到2000年，我的教育软件市场份额已经超过科利华。但是没想到最后打败我们的不是对手，是盗版软件。
那时在中关村买盘的，除了黄色光碟，就是盗版光盘。一套卖很贵的软件，当时的中关村可能几十块钱就能买到。
曾有一个做报关生意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深圳海关查获了很多我们的走私软件。细问之下才发现，那些无良贩子加工盗版是在公海上，然后才进入国内。
我们核算了一下，被盗版侵占的市场起码百万张，那么大的一个量级，怎么化解这个问题?
刚好在2000年前后，TCL成立TCL电脑，TCL网络等等，有很多的教育资源，我们在想如何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做一个更专注的事情，也就在2000年我们确定下来，要成立龙之门。
最早的K12在线教育之一
那时候在龙之门，我的身份不是股东，不是发起人，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当时董事长是吴士宏，中国的打工女皇。
△北京四中网校成立，黄向伟(左三)、吴士宏(右五)与时任北京副市长林文漪合影留念
2000年成立这个龙之门之后，其实原本要把这几个产业做相关的教育资源整合。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屁股决定脑袋，每个公司有自己的KPI，这么做下去不好赚钱。
创立龙之门时的投资额也不大，只有900万，筹备阶段已经砸了200万，到2001年我们必须要有收入，于是很幸运的一个机会结识了北京四中，成立了四中网校，也把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平台向全国去传播。
那一年正好赶上纳斯达克崩盘，从6000多点一下跌下来。当时用「哀鸿遍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这也坚定了我们要做收费教育资源的想法，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教育不打折，价值要回归」。
2001年9月1号开学前的那几天，我们的电话基本上被打爆了，学生报名都需要排队的。第一年就盈利了。
我们早期把四中的教案、试题等优秀的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分享，慢慢也做了动画教学和视频课程，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做了最早的直播课，最多的时候一节课能达到5000人观看。
在我们的影响下，全国的名校基本上都做了网校，包括人大附中，包括清华、南开、北大附中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湖北的黄冈中学。
当时TCL旗下有一个做电商的公司，叫E家家，算是我们的兄弟公司。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发现四中网校是整个互联网板块收费最好的方向，想复制我们的模式再做一个网校，于是三下湖北去找黄冈中学，成了黄冈网校。他们早期的技术和资源支持也是我们提供的。
到2003年的时候，TCT董事长李东升战略转型。内部做了一些股份和业务的变动，我把我在翰林汇的股份和TCL做了置换，于是2003年我就成为了龙之门的董事长，从一个职业经理人又回归成为一名创业者。
随着我们线上教育的成功，我们也陆续开展了网下指导课，由我们网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跟踪他在网上学习的情况，制定一些学习方法和一些互动的活动。这种方式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到最高的时候，我们全国240个地级市都有合作伙伴，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教学服务体系。
我们的模式也受到了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2012年，龙之门和全国学校一起合作，进行课改，把我们的研发教育平台、课程资源和教学模式，搬到课堂上去。几年的发展现在进入了2000所学校，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那几年我们在互联网基础教育这一块是绝对的领导者，甚至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说的一句话，都有可能被别人模仿。当时整个业内做很多活动，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好象这个活动就有点逊色了。
错失的机遇
如果说那几年有什么后悔的事儿，第一件就是错失了资本的通道。
2003年，我成为龙之门的董事长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当时抓得住，可能会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我做了境外资本的通道，内部也做了VIE结构。想去引入一些境外资本。
当时和老虎基金、霸菱投资以及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等等都谈过，谈一圈下来，在启动前被四中领导拦住了，学校担心有境外资本介入的话，会被资本左右。可能会影响教育质量，于是我们放弃了资本之路。
后来回想一下，我们也许错过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时机。那时候新东方好象刚刚拿到投资，学大教育和好未来也是在那时刚刚起步。而我们已经盈利了。
龙之门发展到现在是十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跟资本接轨，一直是业务驱动，因此也丧失了很多主动性。
后来在资本的推动下，新东方的市值已经百亿美元，现在好未来已经超过新东方的市值了。我也在反思，他们自身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很大原因是有资本推动。
另外一件事可能是龙之门的发展到今天最大的一个遗憾。
业内人士都把2013年定义为「在线教育的元年」，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我还挺不懈的，我说2013年如果是元年的话，那十年以前我干嘛去了?
但是那一年大量资本突然进入后，诞生了一大批新的移动互联网教育公司，其中很多做的很成功。那两年邀请我们参加的活动和论坛逐渐减少，我突然发现，我们被边缘化了。
我们过去的发展道路太过平坦和舒展，导致我们自己的危机的意识并不是很强。所以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关注，还是抱着PC，让学生在电脑上学习。
当我们意识到错误，推出自己的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时候已经滞后很多。
现在有几个流量特别大的在线教育公司，比如作业帮和学霸君，他们的流量我们根本无法去比的。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互联网基因。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基因。我们是纯粹业务驱动，没有任何可烧的钱。所有的钱都是从市场拿过来，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对当下有效。
确实是这些年我们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完全靠自己的业务收入支撑我们的发展。我们也在做一些前瞻性的开发研究，在错过移动互联网之后，可以拿出去跟别人PK的一些前沿的产品。
人工智能时代的弯道超车
我们通过不断调研之后发现，这个时代还是有机会的。目前市面上的产品还都面向校外碎片化学习的工具，而混合式教学的市场还没人占领。
我认为纯粹在线产品不足以支撑学生深度系统的掌握知识，一定通过有效的课堂来实现。而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不那么落伍了。
我们开发了混合教学的课堂模式，老师上课时配套一个平板电脑，对学生的这种管理，学生互动，包括布置作业，家长交流全部布局移动端。这背后的技术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教学系统。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学的数理化知识图谱，按照教材课本把某一知识点和其他知识点关联起来。如果学生做错一道题，系统会给他推荐近似的题，如果说还做错，系统会判断可能他的前置知识点可能还没有掌握。
这个系统会把学生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做重点标识，然后高效的学习，用最短的时间提升学习效率。
当然新技术的背后是我们的名师资源。现在我们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产品，也有多年来四中老师总结出的最有效的学习的方法论。还有我觉得我们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有一套教师培训体系，去年我们在全国培训了大概5万多教师。
我们希望这套系统能更好赋能给每一个教师，特别是教学水平相对比较差的偏远山区，让那儿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好的教育。
我觉得目前教育最大的悲哀是在于有太多毫无天分的老师还在勤奋的工作。这些老师在好心的做一件坏事。
现在学生获取信息比老师还要快，过去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是真理，唯一解释者。而现在不是了，学生百度、拍照、搜题，有太多的途径了。这时候老师应该扮演一个发现学生天赋，激励他们勤奋学习的角色。不是一味的去灌输，机械的训练。
龙之门的愿景不是要把体制内的课堂给它改变，而是用我们深厚的教学资源和先进的技术，尝试着做一些好的改变和示范。
我们后边要做的事情还是回归市场机制。这个市场是每年几千亿的市场，而在这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发力，把我们十几年来研究到的教学模式，平台资源通过技术赋予到校外培训市场，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四中有一句话，叫「教育是一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求这种过程。但是今天再看，我们也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后来把龙之门做股份制改造以及从美国引进国际技术人才的原因，也是未来与资本接轨的开始。
以前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十几年的教育经历把身上中关村人的闯劲磨没了?其实不然，过去十几年我更喜欢沉浸在教育中，但是中关村人的本性没有丢，现在我就要释放一些我的狼性，回归到这个江湖。
来源：接招 本文作者：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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