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干达做互联网

在非洲卖手机的第二个年头,拓展到第三个国家乌干达时,我想是不是开始玩玩互联网了。

可所谓的“互联网法则”——专注、极致、快速——好像没有一项适合我们。首先,我们连最基本的方向还没有,专注无从谈起;快更不用讲了,在乌干达,与人约定时,对方讲十五分钟,大于一个小时的;“I’m coming.”(我来了) 可能指的是明天,当然即使是到了明天,再拖到明年也不一定能办成;托付一个人办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OK的,尽管结果很可能会完全相反。

另外,非洲的互联网,只有一家德国公司在做,这家公司“山寨”了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模式,其中,拷贝亚马逊模式的电商平台JUMIA的发展最为迅速,也最为成功,成了非洲第一个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独角兽”。

电商的投资太大,我们玩不起,我们只能找一个靠自己就能支撑的切入点。

1

一个雨季,飞机降落到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这个横垮赤道的国家,和其他中南部的非洲国家很不一样。在赞比亚,到下午四点半,所有的商店就准备关门歇业了;可在乌干达,生意仿佛刚刚开始。

下午六点钟,首都坎帕拉城里打工的摩托大军开始驶出城区,往郊区行进,像极了中国的八十年代。

这里并不乏新的互联网模式,5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知名的电商就有四个。类似德国公司投资的JUMIA,淘宝一样的KAYMO,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都有,还有满街都是广告的公司“HELLO FOOD”,这是一个网上订餐的APP,所有坎帕拉的饭馆都被收录其中,还有骑摩托车的送餐人员。当然,从我们的调研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应该是在这里工作的外企金领,网上订餐离当地的普通民众还是有点远。

对普通民众来说,“网络应用”只有两个:FACEBOOK和WHATSAPP。他们甚至不知道“应用商店”,因为本身也没有流量去下载其他APP——移动流量包1G在60元人民币左右,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流量包。在这里,除掉庞大的失业大军,坎帕拉的每月平均薪水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

图片[1]-在乌干达做互联网-我淘网

乌干达街景(网络图)

在非洲做互联网,就像在一个不穿鞋子的市场卖鞋子,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却无处着手。

一天早上,我们店面的邻居店员Julius(后文简称为“J”)戴着棒球帽,耳朵里塞着耳机,晃悠悠地走进来。J刚高中毕业,最大的爱好就是拍自拍发到FACEBOOK主页上面去获得姑娘的点赞。

我问:“J,你听的什么歌,让我听一下。”

他取下耳机,他点着头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的手机没电了。”

一旁的员工Mosh哈哈大笑,转头告诉我:“老板,这是我们这里年轻人耍酷的方式。”

我这才知道,原来在非洲,戴着空耳机,假装听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非洲人非常爱音乐。其实,J的手机里也只有七首歌,如果手机有电,他也只能没日没夜地听。我们曾找到的一位手机里有1000多首歌的当地人,这些歌曲是这个年轻人引以自豪的一笔“巨大资产”。

在当地,人们不从网络上下载歌曲,有的人直接到修手机的店铺里拷贝,100首歌大约20元人民币,更多的人则是用免费的方式,从朋友那里用蓝牙拷贝。

2

Mosh是我们在当地的第一位同事。从麦克雷雷大学(非洲排名第三的大学)毕业两年,专业虽然是计算机科学,但没有写过一行代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实践的机会。

Mosh长得很帅,高高的个子,健硕的身材,从衬衣能看到突出的胸肌。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还去肯尼亚打过比赛。

面试时,Mosh告诉我:“上初中时,我妈妈就去世了,我跟姐姐一起卖香蕉,早晨很早起床,带着从树上收下来的香蕉坐公交车,坐在车上就又睡着了……”

“那你怎么有钱读大学。”

“是我爸爸去了英国打工,给我寄钱,虽然他给我寄的钱不多,但我也能赚钱。”Mosh露出狡黠的笑容。

原来,Mosh读大学时,就被人“包养”了。这些钱不仅供他读完大学,还维持了他和女朋友的生活费用。毕业后Mosh跟女友结婚,妻子把爸妈给的两万元钱都给了Mosh,Mosh全部投到一个传销项目里,之前每个月海能领到一笔固定收入。没料到,数月前,传销组织突然消失了,Mosh陷入了绝境。至今,他也没有告诉老婆这两万元已经不可能回来的事实。

面试后,我特地去Mosh家里看了看,在他租住的小房子里,住着他的姐姐和妹妹,还有老婆和儿子。我觉得Mosh养着这么一大家人,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随即录用了他。

Mosh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省,当我需要买东西时,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全首都最便宜的地方,然后就是漫长的砍价。

作为司机,Mosh一次最多加4升汽油,大约20元人民币,刚够一天使用,第二天再重新加。坎帕拉山路多,好几次我们都是走着走着就没了油,车被扔在坡上。

我要求加一箱油,Mosh反倒觉得我有问题:“为什么我要把那么多钱押在一箱油上?”他的神情仿佛在告诉我,我难道不怕他把油偷出来卖掉?

一次,我们穿过坎帕拉的街道,整条街道上挂满了防艾公益广告,是USAID(隶属联合国的组织)做的,有“我坚持使用避孕套”,“我只要一个性伴侣”,“我坚持信奉传统美德”等等标语。

我不禁说,“这些标语真有创意。”

Mosh却说:“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挂我们公司的广告呢。”

“怎么会没用呢?Mosh,你身边有HIV感染者吗?”我问。

“肯定有呀。”

“有多少?”

“哦,太多了。”

“你数一下,你知道的有多少。”

Mosh默念了一会,最后他告诉我:“大约有三四十吧。”

这个数字让我震惊。

我问Mosh:“你结婚之前使用安全套吗?”

“不用。”

“为什么?”

“那些安全套不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安全套呢?”我开玩笑的问。

“厚一点,不要破掉的就好。”

“不会吧,很容易破掉吗?”

“是很容易破掉。这样的用了等于没有用。”

我心里暗暗的想,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已经占领整个非洲,以前看到市场上几百元的HTC、三星手机,5元一个的充电宝后,就有点悲观;这容易破掉的安全套,更让人无地自容。

3

我们最终决定做一个音乐产品。

为了适合本地用户需求,我们要绕开高额流量费用的坎,还要进行思维的转变。在这其中,我们也闹过很多笑话,比如我们一开始把音乐分为“本国音乐”和“欧美音乐”,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欧美音乐的说法,本国音乐是“本地音乐”,而欧美音乐就是“音乐”。

产品出来了,我们开始进行推广。在这里,没有复杂多选的渠道,没有各种论坛的水军,没有各类“大V”的软文推荐,这个市场——这个买手机还都是靠掂重量认定质量的市场——我们想让他们接受这个“没有重量”的APP。

最简单的,就是地推。我们的地推团队遍布在坎帕拉的各大高校,幸运的是,地推几乎碰不到阻力,当我们给一些学生演示APP的用法时,其它的人就会主动要求安装,一天下来,一个小组可以有几百台的安装量。

地推时感受最深的,是非洲人的思维模式,免费的音乐着实让他们无法理解,很多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会抬起头、瞪大双眼、吃惊地问:“你们怎么赚钱呢?”言下之意,是在质疑:“你们不是骗子吧?”

很多用户也很可爱,每天都会去地推现场看我们在不在——他们担心我们不收费会饿死,这样他们就没机会获得免费的东西了。

4

当我第二次去乌干达时,团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人,很多同事我都没有见过。一位同事说:“可把你盼来了,现在,在他们心里,你就是‘上帝’了。”

“为什么是上帝呢?”我问。

“他们说,这个人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却发给我们薪水,给我们衣食,这不就是上帝吗?”

图片[2]-在乌干达做互联网-我淘网

尼罗河上游的瀑布(网络图)

那一次去乌干达,我和我的合作伙伴K坐在河边的山坡上,喝着尼罗河啤酒,望着远方。这里是尼罗河的上游,维多利亚尼罗河,它发源于维多利亚湖,流经苏丹,最后到达埃及,成了古老的埃及文明的发源地。

坐在四驱越野车一路开过,能看到瓢泼的雨季雨水滋养的丰盛的草木,食草动物膘肥体壮,壮硕的公羊在草原高处放哨,草丛中的小羊们在悠闲地吃草;象群漫不经心的散步,不高兴时还会把几十年的树木推倒;一个狮子家庭隐藏在灌木丛中,有两只雌狮和五只幼狮,雄狮正在追逐羚羊;附近一些羚羊的尸体,狮群扔给了鬣狗,秃鹫又吃鬣狗剩下的腐肉……

可事实上,与大自然的慷慨相比,乌干达人所信奉的上帝却是那么吝啬。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乌干达除了极少数的富人外,其它都是赤贫阶层,整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工业,商业也一直以来被印度人垄断。

坐在我身边的K就是这样一个印度人,几十年前,他爷爷就开始在乌干达经商,他也出生在这里。七十年代乌干达大规模反印时,他回到印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如今他又往返于印度和乌干达之间,掌管家族企业。

K告诉我,谷歌气球进行覆盖让偏远地区的居民能够上网上项目,已经在印度和西非开始商用了,在印度南部的农村,谷歌每天都要放上百只气球,这些气球到1万多米的高空,接收4G信号,连成一个低成本的通讯网络。

乌干达运营商最近纷纷推出了移动业务的套餐,现在的套餐是一天20M的流量,大约需花费人民币2元钱,比之前的包月方式(一个月1G流量,人民币60元)更受当地人欢迎。

2016年初,乌干达的总统大选刚刚结束,老总统穆塞维尼的竞争对手扬言要告发其在选举中的作弊行为,可这些都没有改变选举结果,穆塞维尼成功连任,要知道,自从1996年,他就是乌干达的总统了。

在这里,改变,的确没有那么不容易。

文/刘文

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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