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罗永浩评价“吴晓波上市梦碎”时表示，一是因为“梦太大”，二是因为“入错行”，并称吴晓波是“事后诸葛亮”，“玩嗨儿了产生幻觉”。
冤有头，债有主。这句话很大概率是为了回复今年4月份吴晓波在一个推广自己著作《大败局》的论坛上提到了老罗做手机，当时吴的原话就是“梦太大”和“入错行”。
但是谁让现在网民记忆只有7秒，几大科技媒体都只报道了后果，而没有提到前因，当然读者也有很多是就看个标题就评论的，老罗大概又得慨叹一次“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了。
问题在于，老罗是那种只要有人批评过他，他拼尽全力，总有一天得给你原样还回去的人。所以你批评他，他大概率不会服气，而是即刻还嘴，拉黑，或者想着啥时候能还嘴。
针对罗永浩做手机做的不好这件事，基本上没有人有资格批评他。你看：
自己有事业(不限手机)但做的不成功的，不能批评他，因为你也有失败的时候，我也有，那你应该懂我这个情况是什么感受，放你身上你能乐意吗?
自己本职工作做得还行但是没做过手机厂老板的，不能批评他，因为手机这个行业你自己都没进来过凭什么批评我?
自己做了手机也做得很成功的(这个成功暂且就说是市场份额和收入方面的成功)，也不能批评，因为谁能保证你成功一辈子呢?保不准你今天批评完我了，就变成下一个诺基亚了。你得持续不断的成功，因为只要你一有破绽那我就可以揪着你这个缺陷不放。
……
如此一来，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批评罗永浩：
一是因为他的手机业务吃了亏的人，包括买到品控问题手机的消费者，新机面对失去保修风险的消费者，经销商、上下游欠着钱的供应商这些人。他们不仅有资格批评，还有资格向他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种人只有一位，那就是乔布斯本人，可惜他可能至死都没有机会留下对老罗的深刻印象吧。
“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惹谁别惹罗永浩，他就是认真，记仇都能记上很久。这次的复仇微博里，他毫不让人意外的又扯上了“手下败将”王自如。自从2014年8月27日至今，王自如不知被老罗拿出来了多少次。
老罗认真，还体现在他在微博上怼人是持久战。你看他6号下午4点发的回吴晓波那条微博，按时间排序，他直到7日早上8点52还回来看然后回复了一条评论。然后，他碰上一个转发说“我不喜欢老罗”的人还要在评论区挂一下说“已拉黑”，可以说相当记仇了。
上一次我看到像这样认真的还是和菜头。他为了证明自己理论正确，不惜亲身尝试去人肉搜索微博上一位妈妈，实乃高山仰止，这件事被我很多次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
我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人，他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他有一个终极目的，一定要最后比你多说一句为止。不然你要回他一句，他就跟着回你一句或者两句。而你要是什么时候不回他了，那就算他辩论赢了。
有人看了航通社那篇《联想到底算"哪国"的?》，问我下面那么多评论都有我本人的回复，是不是都是我自己回的。
——那当然，我看到大家在我微信评论区吵的时候可开心了，平时热心读者宁可在群里、找我私聊、发朋友圈、看一看来评论，都不舍得在文章评论区留言，这样一点都不热闹嘛。
但也幸亏公众号留言不会导致你们直接联系上彼此，不然遇到这么些牛皮糖粘着你，追着你屁股后面跟你说：叫你不听我的!你认输吧!或者专门把你挂出来让其他人来解决你，那可就没这么好玩了。现实中遇到这种认真的人，实在是不能违逆他们的心思啊。
相对的，吴晓波就属于很多人都可以，而且有足够理由去批评的那种人。具体地说是哪种人呢?就是将评论他人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人。
吴的《激荡三十年》《大败局》这些书，也包括他负责蓝狮子业务期间，和各个机场火车站书店结成的共赢(误)，归结起来都是一样的：希望试着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商业故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并为后来者提供参考。
但任何做这个事情的人，不管是创造一手资料的记者，还是收集二手资料整合的写手，都有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处境：
如果他们选择跟当事人走得太近，就可能滑落为利益相关方，导致整体可信度受损;保持一定距离观察，又可能是雾里看花，导致对同一表象的内在原因分析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
前一种情况，有幸能获得一些独家报道资格的记者往往会遭遇广泛的质疑，有时候是谈不上多么有逻辑的单纯的污名化，有时候是太贴近以至于难以辨认的利益相关。
女记者李响跟米卢写出一本《零距离》，此后“零距离”或“负距离”的说法经常被擦边球式的提起，字里行间颇有一股恶趣味。近期，另一名在独家报道方面颇有建树的女记者，更是锅从天降，被说成跟某独角兽企业的领导有染，当然这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
2013年，《华尔街日报》记者JaySolomon独家发布了伊朗企图通过格鲁吉亚绕过美国制裁的头版文章，揭开了伊朗受制裁期间最大一起洗钱操作的面纱。但Solomon后来被指出与其关键线人，航空公司老板Azima过从甚密，以至于接受了Azima提供的豪华邮轮旅行等宴请，但未向雇主《华尔街日报》报备。这导致他2017年被报社开除。
Solomon过了一年以后，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撰文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可能有违规的地方，但他坚信心中始终保持着与线人之间的界限，他的报道本身也并未歪曲隐瞒，并获得了当年度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外交报道奖”(《华尔街日报》拒绝领奖)。
Solomon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写出了有价值的新闻内容，却导致他自己被卷入外交风波，正邪难辨。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奋战在缉毒一线的警务工作者，他们中有的也不得不选择长期卧底，但一旦纳了“投名状”自己染上毒瘾，这一生也就完了，什么功勋也都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种情况。吴晓波、罗振宇和他们旗下的知识付费作者，还有我们航通社自己，都大致可以归结到这种情况，就是用二手资料尝试“炼金”，我们提炼出的是方法论。
只要是总结方法论那没得说，200%是老罗嘴里的“事后诸葛亮”。但人类总是需要一些“不做事”的人替做事的人来总结方法论的，因为想让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从定性到定量，把万事万物拟合到数学公式里，再以此预测未来，化身拉普拉斯妖，是不知多少人的毕生追求。
其实这是相当科学的思维方式：一个典型的科学研究过程就是提出概括性理论的假说，然后不断用后续实验去验证，一旦出现反例，就修正一下或放弃掉，再去想下一个理论。
如果吴军提出“基因论”的假说，后续出现反例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吴军就有几种选择：一是将反例重新定义范围并划归到原理论中;一是对原理论做出修正;一是承认失败，再想有没有新的理论。
根据余晟文章中后续的观察，吴军老师应该是选了B——对“企业基因论”这个理论作了修正。
最开始他说：”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已经非常适应，甚至过分适应自己传统的市场。”
后来修改成：“公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创始人意识形态所限制的。”
虽然这样会产生很大问题——就像你修改了某个热门的知乎问题一样，会导致此前的很多针对性的评论“文不对题”——但基本上来说，如果理论假说的提出者愿意承担责任，必要时愿意承认错误，努力修正再设法靠近真理，那基本上就不违背科学探索的精神。
吴晓波谈罗永浩的一整段文字当中，有这么一句：“2013年中国销售手机3.5亿部，同比增长84%。问题是当增长84%的时候，这个行业跟你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业已经是厮杀很激烈的“红海”，有巨头和大量资金进入的时候，你一个小虾米没有胜算，入行就是入错行。
这句话有人拿出来挑理，说那你怎么解释拼多多呢?都说电商的形态是已成定局了，拼多多还是能对两巨头形成威胁，并且没人干的掉它。
此时，拥护“入错行”理论的可以说，拼多多进入的不是广义大电商的“红海”而是“五环外”消费者的“蓝海”;想修正的可以说，就算是增长84%的时候，你要有仅此一份别人偷不走的能力，也能啃下一块硬骨头，这是你能力足够大导致的例外;再不行就得放弃自己的理论另起炉灶了。
很多人对于自然科学问题插不上嘴，但对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因为这次至少能看懂问题了，所以都有那个欲望想说两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就对所有想提炼方法论的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基本上，这理论必须一次提出之后，十几二十年都一直应验，最好是托夫勒那种能在26年前预言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大家都敬你是条汉子。
一旦你的理论或结论有反例了，那么别管你是什么家，你这个水平还不如我呢。
很多时候，处事有经验的作者会因此变得保守，以保留他长期的名誉。书评人云也退曾评价以《人类简史》系列出名的尤瓦尔·赫拉利说：
“为什么未来学家都喜欢发危言?答案是：危言不能证伪。谁都不希望自己的预言被‘打脸’，于是，消极的预言，发出警告，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我常常觉得，未来学家就是一些乌鸦嘴，他们发出危言，将来应验了是他们的能耐，没有应验，则是他们的功绩，因为这表明人类遵循了他的警示而避开了陷阱。”
但是呢，这条法则也是有前提的。你最好对大环境、大格局看衰，而不是具体到一个垂直行业、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身上。不然，从记仇套餐到《侵权责任法》，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商业评论、传记作者们最重要的一个美德就是学会“躺平任嘲”。我自己是早早的就认识到了一点——你没有必要取悦所有人，更没有必要得罪所有人;两者合一，也就是不应该将自己的人生价值系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上。
我觉得“罗永浩”和“吴晓波”让我分别想起小时候班上的两种同学：其一是只要有同学敢欺负自己，就一定打回去的，其二是喜欢给班里所有同学起绰号，但对于别人给他起绰号，倒也丝毫不在乎的。
这两种同学说起来我都不讨厌，只要第一种同学讲原则，不随便欺负别人，第二种同学是光明正大的谈论，而不是私底下议论别人，打小报告的，我觉得都没问题。
现在，罗永浩同学是一位连续创业者，有剽悍的人生，吴晓波同学听说有很多套房，还投资了头部公众号，我在写一个没什么人看的公众号“航通社”，所以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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