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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醒一下大家，在2004年，HU先生“垂拱而治”的十年刚刚开始(这也是后发判断了)，第一届(1999级)扩招的大学生才刚开始毕业，公务员考试常常报名还报不满，社会上也没有诸如“搬砖”、“IT民工”、“金融民工”这些自我嘲讽的词汇和现象。那年头，土著博士毕业进985还很容易，“白领”、“小资”这些身份还闪闪发光。那时候还没有豆瓣，那时候《南方周末》如日中天，那时候我的人生偶像和职业偶像是《经济观察报》副刊一位名叫符郁的师姐，那时候……
扯远了，扯回来。总之，早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一个985大学的本科生，本质上和民工没有区别，都是“劳工阶级”，以后都要靠工资养活自己。这种意识在那时绝对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焦躁与不安。
四、
我在报社跑的是经济新闻，除了上面说的与政府国企打交道外，也干过一些别的好玩的事情。比如，曾经和西城区工商局一起端过一个卖窃听器的小公司，我还扮作买主去踩点，谎称老板娘要监听有小三的老板。但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跑楼市那几次。
2003年非典，北京房价停滞。2004年初，就有松动的迹象了。不过，那时候报社的老记者们都觉的北京房价涨到2008年奥运会就会到达峰值，奥运会结束就会跌。所以，我知道的买房子投资的人并不多。我要说的是有次跑楼市采访，遇到一位老北京，人和气的很，跟我瞎侃，有两个体会：第一，现在四环的房价都六千了，听说西城有的地方都快一万了，这房价以后怎么办啊?老百姓才挣几个钱?肯定到顶了。第二，我们家原来就在城里头，后来拆迁给拆到外头来的，我们家祖辈就住里头，怎么现在住在城外头那老远的地方了，当年也没多少拆迁款。
他这第一个体会，我就写在报道里了;这第二个体会我记在了脑子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就算是老北京，几代的土著，也会有被拆到城外还没多少拆迁款的境遇。事实上，在那短暂的一个月里，因为是正月期间，我曾跟着市民政局“慰问”过北京周边多个郊县，给五保户发米面油，真正见识到了首都原来还有不少很贫困的地方，第一次听见有些远郊北京人讲的方言，根本不是京腔，而更像是唐山话。
在很多立场、境遇、不可知的未来面前，地域——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居住时间——是拿暂住证的还是刚落下户口的，还是几代的土著，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五、
实习期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爸突然打电话说来北京出差。其实，我在地下室住的日子并不觉得多么艰苦，相反，我觉得很充实，我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所以一切都还算新鲜。唯一不方便的是地下室没有信号，我每天要在外面的麦当劳里坐到十点多才回去。可是，一听到我爸来了，我一秒钟都没耽误，装好行李就去宾馆找他了。
道理很简单啊，我虽然并不觉得地下室有多艰苦，但能住的舒服，我干嘛要住的不舒服呢?如果肉糜管够，人人当然都要食肉糜了，“何况我哉?”(此处语气请参考贾迎春)
那段实习经历的一些感触，在日后的十几年的生活始终鲜活，我觉得，“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分不开的，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自治的诉求;没有阶级意识，就没有和谁自治、何以自治的行动。都说中国像一只雄鸡，要我说，中国更像一只洋葱，每一层就是一个阶层。中间的那个芯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需要的时候就会剥掉最外面的一层，再有需要的时候就再剥掉最外面的一层。
广东的北面都是北方，洋葱芯儿的外面都是表层。
那些仅仅因为有个学历的、有个户口的，以及有点钱的、有一两套房子的、在本地居住了好几代的，甚至那些所谓“体制内”的，等等，在这个洋葱里，如果你不属于中间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芯，那么，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层呢?能不能算出来什么时候就剥到你这一层呢?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算不出的。如果都知道，算得出，那，中国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PS：大S老师说，我的样本不全，作为《保卫大S老师近卫军》的召集人，我拥护大S老师的判断。所以，我也希望有同样曾居住在地下室以及更差环境的朋友分享一下经历。
作者：danyboy(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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